中国运营商集体向高价国际漫游动刀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4日 08:08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本报记者 张韬
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国内的两家移动运营商针对“国际漫游”资费过高的问题动作频频。
昨日记者从联通集团公司获悉,截至11月底,联通GSM新增合作运营商27家,国际漫游业务的范围扩展到179个国家和地区。加之联通一贯擅长的低资费营销手段,大有与之前中移动联合22家海外运营商推国际漫游一争高下之势。
与此同时,联通为GSM世界风用户开通了国际漫游回拨业务。 据介绍,G网世界风用户在国外拨打手机的漫游费可因此最大降幅达70%左右。去年6月,中国移动已经对国际漫游资费进行大幅下调。中国移动将漫游资费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进行统一,并按照资费水平进行资费分区。调整后被叫资费和GPRS漫游资费平均下调50%。
对于国际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的问题,中移动则表现得颇为强烈。11月中旬,中国移动董事长兼CEO王建宙则明确表示,希望各国联合降低国际漫游费。日前,中国移动邀请全球26家主要运营商在京举办“国际漫游奥运服务合作洽谈会”。王建宙在会上提议,希望北京奥运期间各运营商都极大地削减国际漫游费,并表示希望通过与国际运营商合作,在奥运期间提供更优惠、更便捷的移动通信服务。
业内认为,移动、联通、网通等相继下调国际漫游资费,将增加对其中高端用户的吸引力,并有利于在未来电信市场占据主动。
联通G网经营部人士称,到明年初,中国联通GPRS网络将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城市,国际漫游业务也将不断做大,希望在奥运期间让联通及合作伙伴的用户能够在畅享联通提供的漫游服务。
此前,王建宙在谈及漫游费时表示,中国移动许多用户对国际漫游资费都有抱怨,但这并不是中国移动单方面即可解决的问题。他举例说,中国移动短信费用为0.1元/条,但欧洲平均费用是0.4美元/条,仍然居高不下,当用户一旦出国,仍然发现费用很高。他呼吁各国共同降低国际漫游费。
据了解,欧盟此前曾对漫游费出台法案,要求运营商共同降低漫游费,并对未在限期内降价的运营商进行处罚,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我国与欧美运营商间互联互通结算费用仍然较高,这也是目前国际漫游费下调困难的重要原因。
有关人士透露说,由于出境的中国手机用户数越来越庞大,欧美移动运营商向中国收取较高的互联互通结算费,导致了国际漫游费的居高不下,无奈之下,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某些业务也只得采取变通办法,通过接入当地固网运营商的网络,使得资费有所降低,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国际运营商们也不愿放弃这块垄断利润。在欧洲,欧盟委员会一直力主降低国际漫游费,并着手制定相关议案,但是,该做法影响了移动运营商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一些欧盟成员国的移动运营商至今仍拒不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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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4, 2007
Monday, December 03, 2007
日本"天价柿子"在北京上市 200元人民币一个
日本"天价柿子"在北京上市 200元人民币一个(图) 北京晚报
日本天价柿子200元一个
继“天价大米”后,日本的“天价柿子”日前也在京城市场短暂地露了一下脸。上周末,来自日本的歧阜县富士苹果、爱宏梨和富有柿首次和北京市民见面。记者了解到,一个日本柿子售价竟然高达200元人民币。
据介绍,此次到京的日本水果共半个货柜,主要是苹果、梨两个品种。而现场让客户品尝的柿子还没有销售。
相关新闻:
日本“天价大米”进入中国 曾被原阳县淘汰
消费者在超市选购大米 商报记者吴波/摄
2007年7月底,日本“越光”牌大米进入中国市场,每公斤售价99元。
原阳县农科所称早在10年前,就引种过“越光”,因其品质不如“黄金晴”而淘汰。
日本产两种大米在中国甫一露面,即引发市场哗然。
让市场哗然的是其价格——每公斤近100元,比如两者中价格较高的“越光”牌大米每一小袋(2公斤)198元,折合每公斤99元。
然而7月31日,商报记者采访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时意外获悉,10年前,原阳县农科所即引种了日本“越光”大米,因不理想,两年后将之淘汰。
但和被淘汰的“越光”截然不同的是,“黄金晴”的市场价格每公斤仅4元。
事件
日本“天价大米”进入中国
中国是于2003年2月对日本大米关上大门的,当时,中国采用新的检疫制度,按照新的检疫标准,发现进口的日本大米中有日本特有的害虫。
而禁止进口之前,日本每年向中国出口大米的数量仅数吨。
这之后,因中国属世界最大的大米消费国,日本一直希望中国恢复进口。在日本方面努力下,2007年4月11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就恢复日本大米对华出口正式签署协议。
与日本方面签订首单大米进口合同的是中国的中粮集团,为独家代理。此次中粮集团进口的日本大米品种分别是日本新县产的“越光”和宫城县产的“一见钟情”,共24吨,总金额为11万美元。
中粮集团在国内选择的销售城市仅北京、上海两地,各12吨。7月26日,经过布点,日本大米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始销售。
这是一次让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大感惊讶的销售,原因在于“越光”零售价为每袋(2公斤)198元,“一见钟情”为每袋(2公斤)188元,分别折合每公斤99元和94元,相对于中国产大米,这是抬高了10~30倍的定价。
次日,两地媒体均以“天价”为题,刊发了新闻。据报道,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各销售出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
算账
对利润的追逐诞生了“天价”?
7月31日上午,就“天价大米”,商报记者在郑州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表示出了很大的好奇,纷纷询问“为什么这么贵”,然后他们表示“吃不起”。
说自己“吃不起”的消费者众多,商报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发现,对“天价大米”表示不理解的无以计数,有些论坛的帖子甚至跟了数百个。也有帖子写到“日本大米品质优良,卖这么贵很正常,为啥不买?”但更多网友则对“天价大米”进行了痛斥。围绕吃不吃,相差悬殊的两个阵营争执火热。
仅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就各销售出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那么,是谁消费了“天价”大米?
据两地媒体的跟进报道,大概框定的消费群体为已回国的日本留学生、日籍员工、日本饭店、想尝鲜的国人等。
中粮集团对媒体的说法也是,日本进口大米将主要定位于中国国内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型城市的高端消费者,零售价是在综合了日本的成本价、运费、关税及风险因素等基础上制定的。
7月31日,商报记者两次致电中粮集团获悉,鉴于首日销售情况很好,不会降价销售,而接下来,中粮还有扩大销售的打算,但主要针对沿海发达城市的富裕阶层。
商报记者据此算了一笔账:本次中国自日本共进口大米24吨,金额11万美元,也就是每公斤大米为4.58美元,如果按当前汇率7.60元人民币兑1美元计算,进口的成本为34.81元/公斤,但终端的销售价格则近百,利润不言自明。
揭秘
“天价”日本米曾被我省原阳淘汰
那么,日本大米在本国的销售价格又是如何呢?
记者在检索信息时意外看到一篇报道说:7月19日,素有“大嘴”之称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次民众集会时,对日本大米获准向中国出口赞不绝口,他说,“60公斤一袋的普通大米在日本国内的售价是1.6万日元(约合130美元),而在中国的售价是7.8万日元(约合640美元)。1.6万日元和7. 8万日元哪个更贵,我想连有阿尔茨海默氏症(老年性痴呆)的人都知道。”
经朋友介绍,记者采访了一位日本归国华侨,他说,在日本东京,最贵的大米是每5公斤3680日元(约合人民币240元),折合每公斤48元,也有的大米的价格是每5公斤1680日元左右,折合每公斤22元。
如此,两相对比,在华销售的日本大米的确可称得上“天价”。
民众不解,其实作为专业人士的河南省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也颇是怀疑和不解。
7月31日下午,李兴启在电话中对商报记者说:“10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农科所引种过日本大米,就是这次进入中国市场的‘越光’牌。”
李兴启说,“越光”米在日本被称为品质最好的大米,属一年一产。当时,农科所引种了10亩做试验,“但到生长后期,‘越光’就会生病,表现是‘生红锈’,每亩产量约为500公斤。第二年再种,仍是如此。”李兴启的总结是“有毛病”。
在原阳县,当地的大米品种是“黄金晴”,原阳县农科所的化验结果显示,“黄金晴”较之“越光”,不管是产量、管理容易度,还有品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随之,原阳县将“越光”淘汰,不再试验,也没有推广种植,“黄金晴”则逐渐发展到了10万亩的规模。
但现实让李兴启格外郁闷,本次中国进口的“越光”,每公斤卖到了99元的“天价”,而曾经的优胜者“黄金晴”,目前的出口价格每公斤仅4元!在国内市场,“黄金晴”的平均价格仅每公斤3.5元,有的甚至每公斤3.2元。
探求
优胜者“黄金晴”缘何这样落魄
“黄金晴”是原阳县的骄傲。
20世纪90年代,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国家权威部门曾对“黄金晴”做过分析,结果表明,原阳大米富含蛋白质、淀粉以及铜、铁、钙、镁、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被科学家称为“生命元素”和“天然解毒剂”的硒元素,更是国内、国外许多米含量的七八倍。
正是因此,1992、1995年的第一、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原阳大米连续两届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查看《原阳县志》可以发现,早在东汉时期,原阳米已是宫廷专用米,被时人形容为“晶莹剔透、软筋香甜”。
原阳大米广泛种植始自1968年,到1990年时,稻田亩数达到45万亩,涉及全县19个乡镇。此后,这一亩数基本维持不变,年产稻谷2.2亿公斤、加工大米1.7亿公斤。
这一阶段,原阳大米开始走俏全国,每年收获后由专车运往北京,“中国第一米”的称谓也由此叫开。
但树大招风,由于经营不善,另外由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市场上冒充的“黄金晴”逐渐成过江之鲫,2000年爆发的“毒米”事件,更是给“黄金晴”以沉重打击。
就这样,2007年,在一连串不走运形成的落魄中,“黄金晴”只得任由“越光”劲舞。
专家
“天价大米”应引起国人反思
谈到“黄金晴”,有一件事不能不提——2006年2月19日,河南省原阳县农科所生产加工的第一批3150件、63吨“黄金晴”,出口到了加拿大。
这是河南大米首次出口到亚洲以外的国家。
众所周知,加拿大为世界产粮大国,向这样的国家出口粮食绝对不是易事。加拿大方面的进口商为加拿大温哥华大西米业公司,所有进口大米就为了做寿司。该公司对米质要求非常严格,以世界各地为考察对象,包括日本,但最终经层层化验、考察,加拿大方面确定进口产自中国河南省原阳县的“黄金晴”。
由此不难看出,屡经打量的“黄金晴”的品质已毋庸置疑。
但是由此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国,进口商品在售价上往往高于国产同类商品,而不管它是产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高档货、还是大路货。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说,在对待“进口商品在售价上高于国产同类商品”这一现象上,国内消费者应该持积极的态度,要弄明白为什么日本的大米售价就高,而我们的大米价格却那么低?“从种植到加工,从生产到销售,包括农民、企业和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
刘道兴同时表示,以价格为标准对大米进行错层次经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但如果因为日本“天价大米”的刺激,国内大米就纷纷涨价也是不对的。
“藏在深闺无人识不行,国产大米应该培养出像‘越光’一样的品牌,我们也有条件培养出这样的品牌。”刘道兴说。
而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也表示,他们将“想办法让米中极品‘黄金晴’走得更远”。
而眼下,不能不继续伤感的是,原阳县农科所正在和加拿大另一家公司商谈出口事宜,但和2006年一样,“黄金晴”的出口价格还是每公斤4元!在国内市场,则是每公斤低于4元。
可从理论上来说,产自河南的“黄金晴”大米,不应该如此落魄。
日本天价柿子200元一个
继“天价大米”后,日本的“天价柿子”日前也在京城市场短暂地露了一下脸。上周末,来自日本的歧阜县富士苹果、爱宏梨和富有柿首次和北京市民见面。记者了解到,一个日本柿子售价竟然高达2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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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7月31日,商报记者采访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时意外获悉,10年前,原阳县农科所即引种了日本“越光”大米,因不理想,两年后将之淘汰。
但和被淘汰的“越光”截然不同的是,“黄金晴”的市场价格每公斤仅4元。
事件
日本“天价大米”进入中国
中国是于2003年2月对日本大米关上大门的,当时,中国采用新的检疫制度,按照新的检疫标准,发现进口的日本大米中有日本特有的害虫。
而禁止进口之前,日本每年向中国出口大米的数量仅数吨。
这之后,因中国属世界最大的大米消费国,日本一直希望中国恢复进口。在日本方面努力下,2007年4月11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就恢复日本大米对华出口正式签署协议。
与日本方面签订首单大米进口合同的是中国的中粮集团,为独家代理。此次中粮集团进口的日本大米品种分别是日本新县产的“越光”和宫城县产的“一见钟情”,共24吨,总金额为11万美元。
中粮集团在国内选择的销售城市仅北京、上海两地,各12吨。7月26日,经过布点,日本大米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始销售。
这是一次让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大感惊讶的销售,原因在于“越光”零售价为每袋(2公斤)198元,“一见钟情”为每袋(2公斤)188元,分别折合每公斤99元和94元,相对于中国产大米,这是抬高了10~30倍的定价。
次日,两地媒体均以“天价”为题,刊发了新闻。据报道,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各销售出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
算账
对利润的追逐诞生了“天价”?
7月31日上午,就“天价大米”,商报记者在郑州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表示出了很大的好奇,纷纷询问“为什么这么贵”,然后他们表示“吃不起”。
说自己“吃不起”的消费者众多,商报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发现,对“天价大米”表示不理解的无以计数,有些论坛的帖子甚至跟了数百个。也有帖子写到“日本大米品质优良,卖这么贵很正常,为啥不买?”但更多网友则对“天价大米”进行了痛斥。围绕吃不吃,相差悬殊的两个阵营争执火热。
仅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就各销售出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那么,是谁消费了“天价”大米?
据两地媒体的跟进报道,大概框定的消费群体为已回国的日本留学生、日籍员工、日本饭店、想尝鲜的国人等。
中粮集团对媒体的说法也是,日本进口大米将主要定位于中国国内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型城市的高端消费者,零售价是在综合了日本的成本价、运费、关税及风险因素等基础上制定的。
7月31日,商报记者两次致电中粮集团获悉,鉴于首日销售情况很好,不会降价销售,而接下来,中粮还有扩大销售的打算,但主要针对沿海发达城市的富裕阶层。
商报记者据此算了一笔账:本次中国自日本共进口大米24吨,金额11万美元,也就是每公斤大米为4.58美元,如果按当前汇率7.60元人民币兑1美元计算,进口的成本为34.81元/公斤,但终端的销售价格则近百,利润不言自明。
揭秘
“天价”日本米曾被我省原阳淘汰
那么,日本大米在本国的销售价格又是如何呢?
记者在检索信息时意外看到一篇报道说:7月19日,素有“大嘴”之称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次民众集会时,对日本大米获准向中国出口赞不绝口,他说,“60公斤一袋的普通大米在日本国内的售价是1.6万日元(约合130美元),而在中国的售价是7.8万日元(约合640美元)。1.6万日元和7. 8万日元哪个更贵,我想连有阿尔茨海默氏症(老年性痴呆)的人都知道。”
经朋友介绍,记者采访了一位日本归国华侨,他说,在日本东京,最贵的大米是每5公斤3680日元(约合人民币240元),折合每公斤48元,也有的大米的价格是每5公斤1680日元左右,折合每公斤22元。
如此,两相对比,在华销售的日本大米的确可称得上“天价”。
民众不解,其实作为专业人士的河南省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也颇是怀疑和不解。
7月31日下午,李兴启在电话中对商报记者说:“10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农科所引种过日本大米,就是这次进入中国市场的‘越光’牌。”
李兴启说,“越光”米在日本被称为品质最好的大米,属一年一产。当时,农科所引种了10亩做试验,“但到生长后期,‘越光’就会生病,表现是‘生红锈’,每亩产量约为500公斤。第二年再种,仍是如此。”李兴启的总结是“有毛病”。
在原阳县,当地的大米品种是“黄金晴”,原阳县农科所的化验结果显示,“黄金晴”较之“越光”,不管是产量、管理容易度,还有品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随之,原阳县将“越光”淘汰,不再试验,也没有推广种植,“黄金晴”则逐渐发展到了10万亩的规模。
但现实让李兴启格外郁闷,本次中国进口的“越光”,每公斤卖到了99元的“天价”,而曾经的优胜者“黄金晴”,目前的出口价格每公斤仅4元!在国内市场,“黄金晴”的平均价格仅每公斤3.5元,有的甚至每公斤3.2元。
探求
优胜者“黄金晴”缘何这样落魄
“黄金晴”是原阳县的骄傲。
20世纪90年代,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国家权威部门曾对“黄金晴”做过分析,结果表明,原阳大米富含蛋白质、淀粉以及铜、铁、钙、镁、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被科学家称为“生命元素”和“天然解毒剂”的硒元素,更是国内、国外许多米含量的七八倍。
正是因此,1992、1995年的第一、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原阳大米连续两届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查看《原阳县志》可以发现,早在东汉时期,原阳米已是宫廷专用米,被时人形容为“晶莹剔透、软筋香甜”。
原阳大米广泛种植始自1968年,到1990年时,稻田亩数达到45万亩,涉及全县19个乡镇。此后,这一亩数基本维持不变,年产稻谷2.2亿公斤、加工大米1.7亿公斤。
这一阶段,原阳大米开始走俏全国,每年收获后由专车运往北京,“中国第一米”的称谓也由此叫开。
但树大招风,由于经营不善,另外由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市场上冒充的“黄金晴”逐渐成过江之鲫,2000年爆发的“毒米”事件,更是给“黄金晴”以沉重打击。
就这样,2007年,在一连串不走运形成的落魄中,“黄金晴”只得任由“越光”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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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黄金晴”,有一件事不能不提——2006年2月19日,河南省原阳县农科所生产加工的第一批3150件、63吨“黄金晴”,出口到了加拿大。
这是河南大米首次出口到亚洲以外的国家。
众所周知,加拿大为世界产粮大国,向这样的国家出口粮食绝对不是易事。加拿大方面的进口商为加拿大温哥华大西米业公司,所有进口大米就为了做寿司。该公司对米质要求非常严格,以世界各地为考察对象,包括日本,但最终经层层化验、考察,加拿大方面确定进口产自中国河南省原阳县的“黄金晴”。
由此不难看出,屡经打量的“黄金晴”的品质已毋庸置疑。
但是由此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国,进口商品在售价上往往高于国产同类商品,而不管它是产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高档货、还是大路货。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说,在对待“进口商品在售价上高于国产同类商品”这一现象上,国内消费者应该持积极的态度,要弄明白为什么日本的大米售价就高,而我们的大米价格却那么低?“从种植到加工,从生产到销售,包括农民、企业和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
刘道兴同时表示,以价格为标准对大米进行错层次经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但如果因为日本“天价大米”的刺激,国内大米就纷纷涨价也是不对的。
“藏在深闺无人识不行,国产大米应该培养出像‘越光’一样的品牌,我们也有条件培养出这样的品牌。”刘道兴说。
而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也表示,他们将“想办法让米中极品‘黄金晴’走得更远”。
而眼下,不能不继续伤感的是,原阳县农科所正在和加拿大另一家公司商谈出口事宜,但和2006年一样,“黄金晴”的出口价格还是每公斤4元!在国内市场,则是每公斤低于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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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06, 2007
中国拟在海外设立电子工业园 实现原产地多元化
中国拟在海外设立电子工业园 实现原产地多元化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6日 03:04 第一财经日报
孙燕飚
未来中国制造走出海外市场的方式有可能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和单个企业海外建厂的方式转变为团体漂洋过海。
昨日,《第一财经日报》从信息产业部获悉,中国政府正在探索国内电子企业在俄罗斯和越南设立工业园的可行性。信产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透露,目前已经有一个代表团在俄罗斯考察,第二个代表团也将赴越南考察,与当地政府商讨在俄罗斯或越南建立中国电子工业园相关事宜。
王秉科表示,这将是国内电子企业以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形态、有组织的到国外发展,不仅可以使中国电子企业实现原产地多元化,分散了中国的贸易压力,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不过,王秉科并没有说明中国电子企业到海外设立工业园的具体模式。
其实不仅仅信产部有这种想法,在电子产品发达的深圳市已经率先迈出了这一步。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秘书长孙文平透露,上个月深圳市科技局和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考察了印度、阿联酋的迪拜、埃及的一些手机批发市场,发现当地手机市场非常活跃,而来自深圳的手机产品也随处可见。为此,代表团与埃及政府商讨在埃及建立手机工业园,代表团中10多个企业与埃及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些企业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元器件配套都有。”孙文平表示。
孙燕飚
未来中国制造走出海外市场的方式有可能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和单个企业海外建厂的方式转变为团体漂洋过海。
昨日,《第一财经日报》从信息产业部获悉,中国政府正在探索国内电子企业在俄罗斯和越南设立工业园的可行性。信产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透露,目前已经有一个代表团在俄罗斯考察,第二个代表团也将赴越南考察,与当地政府商讨在俄罗斯或越南建立中国电子工业园相关事宜。
王秉科表示,这将是国内电子企业以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形态、有组织的到国外发展,不仅可以使中国电子企业实现原产地多元化,分散了中国的贸易压力,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不过,王秉科并没有说明中国电子企业到海外设立工业园的具体模式。
其实不仅仅信产部有这种想法,在电子产品发达的深圳市已经率先迈出了这一步。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秘书长孙文平透露,上个月深圳市科技局和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考察了印度、阿联酋的迪拜、埃及的一些手机批发市场,发现当地手机市场非常活跃,而来自深圳的手机产品也随处可见。为此,代表团与埃及政府商讨在埃及建立手机工业园,代表团中10多个企业与埃及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些企业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元器件配套都有。”孙文平表示。
反美狙击手今非昔比 狙杀千人震撼驻伊联军
反美狙击手今非昔比 狙杀千人震撼驻伊联军 人民网
近两年来,伊拉克狙击手渐成气候,给美军带来的伤亡越来越大,其威力仅次于路边炸弹,更给美军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影响。为此,各路专家及军工部门都在心急火燎地研究反狙击对策,开发新的反狙击系统。五角大楼为此还向国会申请1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专门用来对付伊拉克狙击手。
“这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狙击手之间的战争。”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会议上,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指挥官詹姆斯·阿莫斯上尉对着一屋子的专家说。他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路边临时炸弹给美军带来的冲击自然不能轻视,而对方的“神枪手”们同样也在不停地夺走美军士兵的生命。狙击手的行动“已经给驻伊联军和伊拉克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
伊狙击手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伊拉克,狙击手战争在过去的四年半里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没太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而且,简易却又威力无比的路边炸弹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也占据了大量的媒体头条。根据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统计数字,截止到今年8月19日,已经有1460名驻伊美军士兵死于路边炸弹,而遭枪击身亡的数字紧紧排在后边——1160人。
根据多国部队伊拉克总部发布的消息,2006年,以驻伊美军为主的联军受到的狙击袭击共有386起。到10月26日,今年的袭击是269起。2007年上半年,军方的记录是213起,而去年同期则只有92起。五角大楼没有公布确切的死亡数字,路边炸弹已炸死了1600名美军士兵,几乎占了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死亡人数的一半。
“两年前,对方的狙击手幷不怎么优秀;可是今天,他们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阿莫斯说,“他们的行动有专业人士在指导,他们也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另一位专家称,伊拉克的狙击手都是移动的。发过一枪后,他们不会傻傻地只呆在一个地方。2006年拍摄的一份战场录像显示,有些狙击手是躲在汽车尾箱里往外射击的,这样移动起来就更方便了。反恐专家迈克·塔克曾是一名陆战队队员,他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狙击手在伊拉克的书即将出版。他说,伊拉克受过训练的狙击手的表现和美国狙击手一样精确到位,他们瞄准目标开枪之后,不管有没有命中对方,都会立即撤走,“不要被对方看到、抓住或俘虏同样也是他们遵循的法则。”
反狙击项目都很忙
和许多人一样,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战略技术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帕克也看了去年面世的由伊拉克狙击手制作的录像。
“很显然,他们的行动就是要从战略上打击我们的士气,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驻军力量。”帕克说。他还说,看了录像之后“让他热血沸腾”。
“我们的士兵一个一个就这样倒下,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我们能否采取措施让他们避过这一劫,更好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前提是我们要能够在他们开火前就定位幷压制住他们的疯狂。”
狙击手策略幷不仅仅伊拉克人有,美国也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狙击手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跟踪、进攻乃至“终止”高价值的目标。尽管狙击手反击战受到注意和财政支持远没有对付路边炸弹那么多,美国还是有几个进度不一的反狙击项目正在进行中。研究人员希望这些项目能够最终让美国的狙击小组在战场上更加致命,同时也让其他的部队也有能力迅速确定敌方神枪手的方位,最好能够在他们扣动扳机之前就锁定目标。阿莫斯也说,美军真正需要的正是可以在枪响之前发现准确对狙击手定位的传感器设备。
由美国BBN科技公司建造的Boomerang狙击手侦测系统由一组微型麦克风和一个数字显示屏组成,通过侦测和分析狙击枪射击时候产生的爆炸和冲击波,寻找狙击手的所在位置和距离,然后将数据直接显示在士兵佩带的显示器上。这套系统2004年初被送到伊拉克安装在战车和装甲车上。当有狙击手发射子弹后,电脑合成的声音将会告诉车载士兵来袭子弹的方位和距离。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的C狙击手项目将试图从静止或运动的车辆上定位隐身于混乱的城市环境中的狙击枪。达到这个目标后,再进一步将该系统融入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的另一个叫做十字准线的项目中,十字准线项目的目标则是“探测到打向我方的敌方子弹、火箭弹、迫击炮弹,幷阻止它们给我方造成危害”。
十字准线项目的目标是在百分之一秒内确定来袭子弹的方位,幷迅速采取非致命性的反制措施,例如发射橡胶子弹或激光束等。如果研究人员能够成功地将两个系统融合在一起,就能够给军车里或军车周围的士兵织起一道防护网了。
近两年来,伊拉克狙击手渐成气候,给美军带来的伤亡越来越大,其威力仅次于路边炸弹,更给美军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影响。为此,各路专家及军工部门都在心急火燎地研究反狙击对策,开发新的反狙击系统。五角大楼为此还向国会申请1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专门用来对付伊拉克狙击手。
“这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狙击手之间的战争。”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会议上,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指挥官詹姆斯·阿莫斯上尉对着一屋子的专家说。他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路边临时炸弹给美军带来的冲击自然不能轻视,而对方的“神枪手”们同样也在不停地夺走美军士兵的生命。狙击手的行动“已经给驻伊联军和伊拉克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
伊狙击手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伊拉克,狙击手战争在过去的四年半里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没太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而且,简易却又威力无比的路边炸弹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也占据了大量的媒体头条。根据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统计数字,截止到今年8月19日,已经有1460名驻伊美军士兵死于路边炸弹,而遭枪击身亡的数字紧紧排在后边——1160人。
根据多国部队伊拉克总部发布的消息,2006年,以驻伊美军为主的联军受到的狙击袭击共有386起。到10月26日,今年的袭击是269起。2007年上半年,军方的记录是213起,而去年同期则只有92起。五角大楼没有公布确切的死亡数字,路边炸弹已炸死了1600名美军士兵,几乎占了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死亡人数的一半。
“两年前,对方的狙击手幷不怎么优秀;可是今天,他们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阿莫斯说,“他们的行动有专业人士在指导,他们也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另一位专家称,伊拉克的狙击手都是移动的。发过一枪后,他们不会傻傻地只呆在一个地方。2006年拍摄的一份战场录像显示,有些狙击手是躲在汽车尾箱里往外射击的,这样移动起来就更方便了。反恐专家迈克·塔克曾是一名陆战队队员,他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狙击手在伊拉克的书即将出版。他说,伊拉克受过训练的狙击手的表现和美国狙击手一样精确到位,他们瞄准目标开枪之后,不管有没有命中对方,都会立即撤走,“不要被对方看到、抓住或俘虏同样也是他们遵循的法则。”
反狙击项目都很忙
和许多人一样,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战略技术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帕克也看了去年面世的由伊拉克狙击手制作的录像。
“很显然,他们的行动就是要从战略上打击我们的士气,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驻军力量。”帕克说。他还说,看了录像之后“让他热血沸腾”。
“我们的士兵一个一个就这样倒下,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我们能否采取措施让他们避过这一劫,更好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前提是我们要能够在他们开火前就定位幷压制住他们的疯狂。”
狙击手策略幷不仅仅伊拉克人有,美国也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狙击手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跟踪、进攻乃至“终止”高价值的目标。尽管狙击手反击战受到注意和财政支持远没有对付路边炸弹那么多,美国还是有几个进度不一的反狙击项目正在进行中。研究人员希望这些项目能够最终让美国的狙击小组在战场上更加致命,同时也让其他的部队也有能力迅速确定敌方神枪手的方位,最好能够在他们扣动扳机之前就锁定目标。阿莫斯也说,美军真正需要的正是可以在枪响之前发现准确对狙击手定位的传感器设备。
由美国BBN科技公司建造的Boomerang狙击手侦测系统由一组微型麦克风和一个数字显示屏组成,通过侦测和分析狙击枪射击时候产生的爆炸和冲击波,寻找狙击手的所在位置和距离,然后将数据直接显示在士兵佩带的显示器上。这套系统2004年初被送到伊拉克安装在战车和装甲车上。当有狙击手发射子弹后,电脑合成的声音将会告诉车载士兵来袭子弹的方位和距离。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的C狙击手项目将试图从静止或运动的车辆上定位隐身于混乱的城市环境中的狙击枪。达到这个目标后,再进一步将该系统融入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的另一个叫做十字准线的项目中,十字准线项目的目标则是“探测到打向我方的敌方子弹、火箭弹、迫击炮弹,幷阻止它们给我方造成危害”。
十字准线项目的目标是在百分之一秒内确定来袭子弹的方位,幷迅速采取非致命性的反制措施,例如发射橡胶子弹或激光束等。如果研究人员能够成功地将两个系统融合在一起,就能够给军车里或军车周围的士兵织起一道防护网了。
Sunday, November 04, 2007
美鼓励外国人投资贫穷地区换绿卡 中国人兴趣浓
美鼓励外国人投资贫穷地区换绿卡 中国人兴趣浓 中新网
中新网11月4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项鲜为人知的投资移民计划(EB-5),把外国投资人的巨额款项注入全美城市贫穷地区和缺少工作的乡村地区。但是这些投资人并不在意金钱回报,他们要的是绿卡,目前这项移民计划深受中国、南韩、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投资人的欢迎,美国政府公民与移民服务局也希望,每年一万个名额都能用尽。
近年,包括农业、观光、再生能源、教育、运输等越来越多行业受益于称为EB-5的移民投资签证。该计划为想获得美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提供交换条件:在没落地区投资50万元,外国人和其家属有资格取得临时绿卡。几年后有证据显示投资至少创造10个工作机会,便核发正式绿卡。
由联邦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管理的该计划,基本上鼓励富有外国人买下美国居留权。
该计划成立于1990年代初,旨在回应加拿大和澳洲1980年代末吸引想移民投资人的努力。但是美国投资移民计划最严格,因为要求证明投资提供新工作后才核发永久居留权。
中国、南韩、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投资人,急于避开以传统方式申请绿卡的不确定和长年等待,移民律师和其它人士积极在海外推销该计划,也助长对投资移民的兴趣。投资移民计划提供工作机会的规定,似乎平息反移民分子的批评。
根据该计划,开发商有时与官员联合向USCIS在没落地区申请成立“地区中心”(regional center),一获批准便可在海外向投资者推销,使有兴趣的投资人成为合伙人。
在9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USCIS向投资人及其家属核发了803张EB-5临时绿卡,高于2004年的247张。该局官员希望在2011年可发完每年名额为一万张的绿卡,这可能带进每年20亿元的投资,USCIS正在考虑纳入更多地区参加该计划。
中新网11月4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项鲜为人知的投资移民计划(EB-5),把外国投资人的巨额款项注入全美城市贫穷地区和缺少工作的乡村地区。但是这些投资人并不在意金钱回报,他们要的是绿卡,目前这项移民计划深受中国、南韩、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投资人的欢迎,美国政府公民与移民服务局也希望,每年一万个名额都能用尽。
近年,包括农业、观光、再生能源、教育、运输等越来越多行业受益于称为EB-5的移民投资签证。该计划为想获得美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提供交换条件:在没落地区投资50万元,外国人和其家属有资格取得临时绿卡。几年后有证据显示投资至少创造10个工作机会,便核发正式绿卡。
由联邦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管理的该计划,基本上鼓励富有外国人买下美国居留权。
该计划成立于1990年代初,旨在回应加拿大和澳洲1980年代末吸引想移民投资人的努力。但是美国投资移民计划最严格,因为要求证明投资提供新工作后才核发永久居留权。
中国、南韩、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投资人,急于避开以传统方式申请绿卡的不确定和长年等待,移民律师和其它人士积极在海外推销该计划,也助长对投资移民的兴趣。投资移民计划提供工作机会的规定,似乎平息反移民分子的批评。
根据该计划,开发商有时与官员联合向USCIS在没落地区申请成立“地区中心”(regional center),一获批准便可在海外向投资者推销,使有兴趣的投资人成为合伙人。
在9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USCIS向投资人及其家属核发了803张EB-5临时绿卡,高于2004年的247张。该局官员希望在2011年可发完每年名额为一万张的绿卡,这可能带进每年20亿元的投资,USCIS正在考虑纳入更多地区参加该计划。
Friday, October 19, 2007
武汉大学教授发明电脑量刑软件引发争议
武汉大学教授发明电脑量刑软件引发争议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9日03:15 大洋网-广州日报
73岁的赵廷光在电脑上研究他的“电脑量刑系统”。
文/图 廖杰华
10月8日,武汉大学发布消息,该校73岁的赵廷光教授成功开发了电脑《辅助量刑系统》。该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被誉为“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在经历了18年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之后,“电脑量刑软件”终于走出实验室。而就全国而言,把电脑引入司法审判程序的第一人,并不是赵廷光,而是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2006年9月,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在淄川区法院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的1500多起案件当中,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
有人断言,随着“电脑量刑”的出现和推行,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将被颠覆,刑事审判也将更加公开和标准化。但赵廷光却明白,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电脑量刑”软件前途不明,而且软件的问世,并不能打破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宰地位。
在经历了18年的艰难与困苦之后,赵廷光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尽管早已退休在家,但赵廷光的头衔一直没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如今,赵廷光仍然主持着两个“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罪行通论》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
至于为何研究量刑,赵廷光笑称纯属偶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科研项目都被别人研究了,惟独量刑没有人研究,那我就来研究量刑吧!”
“估堆”量刑弊端严重
赵廷光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量刑方法,在立法上或事实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诉讼中提倡法官“自由心证”,实际上是把量刑公正的希望寄托于法官的“良知”、“学识”和“经验”。
据赵廷光介绍,量刑规范化在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推进着,由于媒体大量披露了刑事案件量刑中的黑幕,在美国引起全社会对量刑混乱的公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量刑改革法》,成立了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议员、学者等数千人参加的“量刑改革委员会”。1987年,《刑事案件量刑指南》出台。
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常年的理论研究,赵廷光发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出现同一案例在不同地区量刑差距太大;即便同一案例,同一地区的不同法官量刑也大不一样。”
赵廷光说,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克服量刑偏差,如何使罪与罚相适应,是刑事司法中永恒的难题,有人把这个命题比喻为“刑法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赵廷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破解这个谜局。按照赵廷光的理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估堆量刑造成的。
某区法院审理4起盗窃案件,甲乙二案盗窃财物都是1600元,甲案被告人被判刑6年,而4天后乙案被告人却被判刑半年,刑期相差12倍;丙案被告人多次盗窃共计9800元,丁案被告人一次盗窃980元,两案盗窃数额相差10倍,但都判刑2年,前者处以罚金3000元,后者处以罚金2300元。这是赵廷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例子。
赵廷光把这一现象归纳为“估堆”量刑,它指的是法官在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笼统认识和审判经验,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任意裁量刑罚。
赵廷光教授说,事实证明,“估堆”量刑就是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形象写照。据了解,我国刑事判决的量刑单位一般是“半年”,这意味着每一个犯人的服刑期比实际法律规定总有几个月的“误差”。他举例称,有人曾公开撰文说“在法定刑罚幅度内判几年,是3年还是4年,是7年还是9年,并没有此是彼非的重大差别。”
“两个罪犯在监狱中相遇,彼此一介绍,发现各自的犯罪情节大致相同,但刑期却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罪犯的安心改造肯定是不利的。”赵廷光说,“刑期较重的一方,必定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自筹130万元科研经费
有关材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上诉(申诉)率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60%左右,而约有一半的上诉原因起于量刑的不均衡。
关于“估堆量刑”,赵廷光有句“名言”,“在商品社会里,买白菜萝卜都要用秤来称,而在事关生杀予夺的量刑问题上,却采取'估堆'的方式解决,许多量刑显失公正。”
赵廷光很推崇培根的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电脑量刑就是我研究的一把公平秤!”
1988年,赵廷光在没有任何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如何将量刑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经过两年努力,一套名为《中国刑法专家系统》的软件问世。1993年,赵廷光开发了真正运用于刑事审判的《实用刑法专家系统》。
不过,由于这套系统太“前卫”,武汉法律界一时难以接受,赵廷光的科研也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他只好自筹资金开发。
“13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全是我自掏腰包。”赵廷光非常感激家人给予的支持:为支持赵廷光搞科研,两个子女赞助了80多万元,妻子原本在贵州工作,也提前退休到武汉协助他。
研究最艰难的时候,为节省开支,赵廷光把工作室安在了武汉大学里的家,妻子和孩子都借宿到亲戚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最多的时候挤了十几个人、十几台电脑。大家轮班做饭,吃住都在一起。“当时我家的水电费总是学校最多的!”回首往事,赵廷光记忆犹新。
儿子是首位试用者
赵廷光的二儿子赵恒是北大的法学硕士,在北京开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从父亲研究这个系统开始,10多年来,他“赞助”了50余万元。而软件出来后,他既是首位试用者,也是首席推销员。
赵廷光清楚的记得,当时儿子和几位要好的朋友拖着设备,带着演示光盘一家家上门推销。而最终这些软件被北京、山东、海南等地几十家单位使用。“当时价格卖得很乱,多的1万块钱一份,少的2000块钱一份”。靠着儿子的努力,赵廷光在1994年卖出了100多套软件,收回了30多万块钱的研究支出。
但这30多万一分钱都没流进赵廷光的口袋,“当时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说好了如果研究成功按15%付利息,如果失败就当是赞助科研。”
不过,进入1995年后,赵廷光却停止了这套软件的发行,“当时编程序的合作方不满意分成比例,不仅拉走了机器设备,而且还拒绝提供原程序,我就剩下一个脑袋。另外当时新刑法马上就要颁布,我不能拿这套老东西去害人。”
而1997年新刑法颁布,赵廷光把研究重点放在《辅助量刑系统》上。可是,直到最近,这套系统才大功告成。
电脑量刑系统面世后,赵廷光遭遇冰火两重天。
支持者称,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避免同样案件由不同法官审出“不同结果”的弊病,反对者则质疑“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个案,正因为如此,才允许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单单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电脑的“铁面子”,究竟是逃避责任还是惰性司法?是司法进步还是倒退?更有甚者,把电脑量刑和“电脑算命”相提并论,担心电脑最终取代法官审案件。
法官仍是量刑的主体
对此,赵廷光并不回避:“非常欢迎大家向我‘开炮’,如果有人驳倒我的观点,我付3年退休金!”在赵廷光看来,选择计算机技术作为载体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时间,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从而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说,《辅助量刑系统》只是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一种载体,“顶多是个计算器”,在这种载体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没有电脑,法官拿笔也能准确计算出合理的刑期。在赵廷光眼里,案件审理的主宰永远是法官。
“一个案子受理以后,首先进行开庭审理,查明事实,是不是罪案,罪还是非罪,然后再定性。是定盗窃罪,还是定抢劫罪,然后合议庭再合议这个案子的犯罪量刑情节,对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每一步都是法官能动的过程。”
“简单地认为这种做法是将法官排除在案件审理和量刑之外,是不正确的,也是对我们的做法的一种曲解。”赵廷光说。
湖北律师王万雄称,采取电脑量刑更客观化和科学化,避免和减少了与法律精神相违背的主观因素,能有效避免人情案、金钱案。
软件公司发现了商机
赵廷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随后吃的却不止他一个。把电脑引入审判程序,首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从而颠覆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
“2006年3月,淄川区法院的‘智能数字化量刑系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正面评价。7月,最高院在江苏连云港召开全国量刑研讨会,又邀请了淄川区法院出席介绍经验”。2006年下半年,各种会议的推介效应把山东版量刑软件推到高潮。
山东方面称,“从2006年3月到9月,淄川区法院已有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使用了电脑软件量刑,“无一上诉、抗诉”。
在山东的模式中,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是由法院内部编写的依据《常用百种罪名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搞的不是一回事,他们依据的是一个内部文件,而且不对外公开”。
另一方面,在赵廷光看来,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商业味道太浓”。在赵廷光发给记者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淄川区法院的合作方,北京英杰公司的总经理秦野说,“我看好了电脑量刑这个项目。目前,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100多万元。”
“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英杰公司投入巨资,除了有推进司法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因素外,还要获得利益。”秦野很坦率地说,“电脑量刑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项目,我看好它的发展前景,我们做项目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电脑量刑是我们的技术储备。”
赵廷光告诉记者,就在前两天,淄川区法院刑庭庭长王红梅给他打来电话,“她祝贺我成功开发出《辅助量刑系统》。
应用前景不明朗
王红梅曾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来审,会出现不同结果的情况,而量刑失衡也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哪一种结果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据她介绍,自从使用电脑量刑以后,因为量刑失衡问题上诉的基本没有了。
淄川区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3月开始试用到2006年9月,淄川区法院已经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了1500多起案件,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即使被告人不愿接受判决结果,但心里还是服气的。”
不过,相对于山东方面由上而下的推行。赵廷光的量刑软件不管是“前途”还是“钱途”都要黯淡许多。据了解,目前的这套《辅助量刑系统》还没有真正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为了修改完善“电脑量刑系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赵廷光仍然忙碌着。
而曾经一度打算建立的让系统免费供世人使用的中国量刑改革试验网站,也陷入停顿。“目前没这个条件,学生都已经毕业,而我也73岁了,试验网一开,网友会在上面发问题,并要求回复,精力不允许。而且经费也是个难题。”
赵廷光坦言,在研制软件的最初,确实想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一是填补科研经费的空缺,二来可以资助其他科研项目”。但赵廷光认为,科研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赵廷光明白,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想让这套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不现实,“我现在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我并不缺钱,只是希望国家能采纳我的观点,传播我的思想”。
让赵廷光担忧的是,现在年纪大了,学生都已经毕业,除了海南大学教书的学生李其武仍在进行相关研究外,其他人很少涉猎其中。“我可以提供版本和模式,让中青年学者沿着我的路子走,这样他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赵廷光说。
何谓“电脑量刑”
赵廷光说,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电脑量刑”并非替代法官判案,而仅仅只是一种证明的辅助方式而已。“电脑量刑”并非“电脑算命”,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赵廷光教授的“电脑量刑”系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帮助细化为五个步骤的操作:第一步是选择罪名与罪行;第二步是点击案件的各种量刑情节;第三步是对每个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进行“五级评价”;第四步是简要输入评价根据和理由;第五步是显示量刑建议并提供数千字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
在以上操作过程中,可以随时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量刑理论资料和参考案例。应当说,这样一个系统为法官量刑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不失为一个比较科学、有效的辅助系统。
73岁的赵廷光在电脑上研究他的“电脑量刑系统”。
文/图 廖杰华
10月8日,武汉大学发布消息,该校73岁的赵廷光教授成功开发了电脑《辅助量刑系统》。该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被誉为“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在经历了18年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之后,“电脑量刑软件”终于走出实验室。而就全国而言,把电脑引入司法审判程序的第一人,并不是赵廷光,而是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2006年9月,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在淄川区法院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的1500多起案件当中,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
有人断言,随着“电脑量刑”的出现和推行,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将被颠覆,刑事审判也将更加公开和标准化。但赵廷光却明白,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电脑量刑”软件前途不明,而且软件的问世,并不能打破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宰地位。
在经历了18年的艰难与困苦之后,赵廷光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尽管早已退休在家,但赵廷光的头衔一直没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如今,赵廷光仍然主持着两个“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罪行通论》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
至于为何研究量刑,赵廷光笑称纯属偶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科研项目都被别人研究了,惟独量刑没有人研究,那我就来研究量刑吧!”
“估堆”量刑弊端严重
赵廷光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量刑方法,在立法上或事实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诉讼中提倡法官“自由心证”,实际上是把量刑公正的希望寄托于法官的“良知”、“学识”和“经验”。
据赵廷光介绍,量刑规范化在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推进着,由于媒体大量披露了刑事案件量刑中的黑幕,在美国引起全社会对量刑混乱的公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量刑改革法》,成立了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议员、学者等数千人参加的“量刑改革委员会”。1987年,《刑事案件量刑指南》出台。
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常年的理论研究,赵廷光发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出现同一案例在不同地区量刑差距太大;即便同一案例,同一地区的不同法官量刑也大不一样。”
赵廷光说,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克服量刑偏差,如何使罪与罚相适应,是刑事司法中永恒的难题,有人把这个命题比喻为“刑法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赵廷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破解这个谜局。按照赵廷光的理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估堆量刑造成的。
某区法院审理4起盗窃案件,甲乙二案盗窃财物都是1600元,甲案被告人被判刑6年,而4天后乙案被告人却被判刑半年,刑期相差12倍;丙案被告人多次盗窃共计9800元,丁案被告人一次盗窃980元,两案盗窃数额相差10倍,但都判刑2年,前者处以罚金3000元,后者处以罚金2300元。这是赵廷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例子。
赵廷光把这一现象归纳为“估堆”量刑,它指的是法官在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笼统认识和审判经验,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任意裁量刑罚。
赵廷光教授说,事实证明,“估堆”量刑就是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形象写照。据了解,我国刑事判决的量刑单位一般是“半年”,这意味着每一个犯人的服刑期比实际法律规定总有几个月的“误差”。他举例称,有人曾公开撰文说“在法定刑罚幅度内判几年,是3年还是4年,是7年还是9年,并没有此是彼非的重大差别。”
“两个罪犯在监狱中相遇,彼此一介绍,发现各自的犯罪情节大致相同,但刑期却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罪犯的安心改造肯定是不利的。”赵廷光说,“刑期较重的一方,必定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自筹130万元科研经费
有关材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上诉(申诉)率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60%左右,而约有一半的上诉原因起于量刑的不均衡。
关于“估堆量刑”,赵廷光有句“名言”,“在商品社会里,买白菜萝卜都要用秤来称,而在事关生杀予夺的量刑问题上,却采取'估堆'的方式解决,许多量刑显失公正。”
赵廷光很推崇培根的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电脑量刑就是我研究的一把公平秤!”
1988年,赵廷光在没有任何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如何将量刑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经过两年努力,一套名为《中国刑法专家系统》的软件问世。1993年,赵廷光开发了真正运用于刑事审判的《实用刑法专家系统》。
不过,由于这套系统太“前卫”,武汉法律界一时难以接受,赵廷光的科研也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他只好自筹资金开发。
“13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全是我自掏腰包。”赵廷光非常感激家人给予的支持:为支持赵廷光搞科研,两个子女赞助了80多万元,妻子原本在贵州工作,也提前退休到武汉协助他。
研究最艰难的时候,为节省开支,赵廷光把工作室安在了武汉大学里的家,妻子和孩子都借宿到亲戚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最多的时候挤了十几个人、十几台电脑。大家轮班做饭,吃住都在一起。“当时我家的水电费总是学校最多的!”回首往事,赵廷光记忆犹新。
儿子是首位试用者
赵廷光的二儿子赵恒是北大的法学硕士,在北京开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从父亲研究这个系统开始,10多年来,他“赞助”了50余万元。而软件出来后,他既是首位试用者,也是首席推销员。
赵廷光清楚的记得,当时儿子和几位要好的朋友拖着设备,带着演示光盘一家家上门推销。而最终这些软件被北京、山东、海南等地几十家单位使用。“当时价格卖得很乱,多的1万块钱一份,少的2000块钱一份”。靠着儿子的努力,赵廷光在1994年卖出了100多套软件,收回了30多万块钱的研究支出。
但这30多万一分钱都没流进赵廷光的口袋,“当时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说好了如果研究成功按15%付利息,如果失败就当是赞助科研。”
不过,进入1995年后,赵廷光却停止了这套软件的发行,“当时编程序的合作方不满意分成比例,不仅拉走了机器设备,而且还拒绝提供原程序,我就剩下一个脑袋。另外当时新刑法马上就要颁布,我不能拿这套老东西去害人。”
而1997年新刑法颁布,赵廷光把研究重点放在《辅助量刑系统》上。可是,直到最近,这套系统才大功告成。
电脑量刑系统面世后,赵廷光遭遇冰火两重天。
支持者称,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避免同样案件由不同法官审出“不同结果”的弊病,反对者则质疑“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个案,正因为如此,才允许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单单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电脑的“铁面子”,究竟是逃避责任还是惰性司法?是司法进步还是倒退?更有甚者,把电脑量刑和“电脑算命”相提并论,担心电脑最终取代法官审案件。
法官仍是量刑的主体
对此,赵廷光并不回避:“非常欢迎大家向我‘开炮’,如果有人驳倒我的观点,我付3年退休金!”在赵廷光看来,选择计算机技术作为载体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时间,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从而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说,《辅助量刑系统》只是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一种载体,“顶多是个计算器”,在这种载体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没有电脑,法官拿笔也能准确计算出合理的刑期。在赵廷光眼里,案件审理的主宰永远是法官。
“一个案子受理以后,首先进行开庭审理,查明事实,是不是罪案,罪还是非罪,然后再定性。是定盗窃罪,还是定抢劫罪,然后合议庭再合议这个案子的犯罪量刑情节,对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每一步都是法官能动的过程。”
“简单地认为这种做法是将法官排除在案件审理和量刑之外,是不正确的,也是对我们的做法的一种曲解。”赵廷光说。
湖北律师王万雄称,采取电脑量刑更客观化和科学化,避免和减少了与法律精神相违背的主观因素,能有效避免人情案、金钱案。
软件公司发现了商机
赵廷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随后吃的却不止他一个。把电脑引入审判程序,首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从而颠覆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
“2006年3月,淄川区法院的‘智能数字化量刑系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正面评价。7月,最高院在江苏连云港召开全国量刑研讨会,又邀请了淄川区法院出席介绍经验”。2006年下半年,各种会议的推介效应把山东版量刑软件推到高潮。
山东方面称,“从2006年3月到9月,淄川区法院已有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使用了电脑软件量刑,“无一上诉、抗诉”。
在山东的模式中,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是由法院内部编写的依据《常用百种罪名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搞的不是一回事,他们依据的是一个内部文件,而且不对外公开”。
另一方面,在赵廷光看来,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商业味道太浓”。在赵廷光发给记者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淄川区法院的合作方,北京英杰公司的总经理秦野说,“我看好了电脑量刑这个项目。目前,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100多万元。”
“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英杰公司投入巨资,除了有推进司法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因素外,还要获得利益。”秦野很坦率地说,“电脑量刑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项目,我看好它的发展前景,我们做项目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电脑量刑是我们的技术储备。”
赵廷光告诉记者,就在前两天,淄川区法院刑庭庭长王红梅给他打来电话,“她祝贺我成功开发出《辅助量刑系统》。
应用前景不明朗
王红梅曾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来审,会出现不同结果的情况,而量刑失衡也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哪一种结果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据她介绍,自从使用电脑量刑以后,因为量刑失衡问题上诉的基本没有了。
淄川区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3月开始试用到2006年9月,淄川区法院已经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了1500多起案件,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即使被告人不愿接受判决结果,但心里还是服气的。”
不过,相对于山东方面由上而下的推行。赵廷光的量刑软件不管是“前途”还是“钱途”都要黯淡许多。据了解,目前的这套《辅助量刑系统》还没有真正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为了修改完善“电脑量刑系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赵廷光仍然忙碌着。
而曾经一度打算建立的让系统免费供世人使用的中国量刑改革试验网站,也陷入停顿。“目前没这个条件,学生都已经毕业,而我也73岁了,试验网一开,网友会在上面发问题,并要求回复,精力不允许。而且经费也是个难题。”
赵廷光坦言,在研制软件的最初,确实想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一是填补科研经费的空缺,二来可以资助其他科研项目”。但赵廷光认为,科研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赵廷光明白,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想让这套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不现实,“我现在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我并不缺钱,只是希望国家能采纳我的观点,传播我的思想”。
让赵廷光担忧的是,现在年纪大了,学生都已经毕业,除了海南大学教书的学生李其武仍在进行相关研究外,其他人很少涉猎其中。“我可以提供版本和模式,让中青年学者沿着我的路子走,这样他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赵廷光说。
何谓“电脑量刑”
赵廷光说,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电脑量刑”并非替代法官判案,而仅仅只是一种证明的辅助方式而已。“电脑量刑”并非“电脑算命”,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赵廷光教授的“电脑量刑”系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帮助细化为五个步骤的操作:第一步是选择罪名与罪行;第二步是点击案件的各种量刑情节;第三步是对每个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进行“五级评价”;第四步是简要输入评价根据和理由;第五步是显示量刑建议并提供数千字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
在以上操作过程中,可以随时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量刑理论资料和参考案例。应当说,这样一个系统为法官量刑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不失为一个比较科学、有效的辅助系统。
Sunday, October 14, 2007
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达70倍 风险正在逐步积累
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达70倍 风险正在逐步积累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3日 01:31 证券日报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达70倍,接近2001年市场水平
□ 本报记者 张晓峰
“十一”长假以来,股市涨势从“喜人”已经变成了“惊人”:上证综指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股指几乎是一路冲关, 5700、5800、5900点关口全部被轻松突破。截止到本周末,上证综指收于5903.26点,周涨幅超过6%,如今的股市已是高处不胜寒。而在指数不断创新高的同时,大多数个股则是逆市下跌,甚至有不少是创出了阶段性新低。因此,高位之下的投资者并没有喜形于色,相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想:如此“疯狂”的行情到底还能挺多久?
蓝筹股成为股指飙升最大推手
自7月初启动本轮行情以来,蓝筹股始终主导着市场,从金融、地产、钢铁,到煤炭、航空、有色金属,所有主流蓝筹群体轮番领涨,推动股指连续逼空上行,其中沪综指上涨幅度超过了2000点。作为市场的核心品种,主流蓝筹股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不断受到追捧。伴着其股价的连连翻番,反而吸引愈来愈多的投资者在极度的恐慌中盲目追高:中国远洋(55.33,-0.68,-1.21%)最近一个月多涨幅超过了160%;中国铝业(56.00,0.00,0.00%)近8月份一个月内涨幅高达100%;万科同期涨幅也接近70%;建设银行在上市后短短9个交易日里涨幅达到20%;同样是刚回归的中国神华天天达到涨停,四天涨幅超过35%;甚至庞大的工商银行(7.65,-0.14,-1.80%)在最近两个月间涨幅亦高达40%左右,股价已经超过7.5元,宝钢股份(19.35,0.51,2.71%)、中国石化(23.24,1.49,6.85%)等一线蓝筹股价均已攀上20元大关。在二线蓝筹股方面,中国船舶(287.86,-6.31,-2.15%)更是成为沪深股市第一家触及300元的公司,并带动了江南重工(61.64,3.37,5.78%)的持续涨停飙升;中国平安(140.72,-3.41,-2.37%)、贵州茅台(178.81,5.54,3.20%)等多家个股均百元上方运行;特别是以中金黄金(138.08,5.42,4.09%)、山东黄金(185.27,6.65,3.72%)、云南铜业(89.90,-2.30,-2.49%)、锡业股份(91.20,2.30,2.59%)等有色类股群大部分实现了股价翻番。由此,大盘蓝筹股成为最近行情的最大推手。
结构性泡沫有向全面性泡沫演变趋势
在五个月以前,上证综指突破4225点时,泡沫之声铺天盖地,最终,在所谓的“结构性泡沫”概念的作用下,经过“5·30”大跌,最终化解了市场疑惑,市场在调整之后得以继续上行。5000点之争虽然有所反复,但多空之争已经远较4000点时要轻松得多,经过一个三连阴形态的短暂休整,沪指便一路上冲至5500点,其间几无回调。
然而,国庆长假后,上证综指直逼6000点关口时,“泡沫论”的声音又一次响起。4000点时“结构性泡沫”的结论,指的是大盘蓝筹价格比较合理,主要是些垃圾股、题材股股价严重高估。那么,6000点时呢?工商银行5月份时股价在5元~5.5元左右浮动,如今的股价已经过了7元;招商银行(41.91,-0.84,-1.96%)5月份时股价在20元左右,如今的股价已经突破了40元;万科5月份股价18元左右,如今的股价是33元;中信证券(104.35,4.52,4.53%)5月份股价60元左右,如今股价已经挤身100元贵族圈……。难怪有关人士惊呼,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上市公司业绩在短短几个月里能发生这么大的提升,那么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了:如今的核心蓝筹,股价确实是太高估了。核心蓝筹高估、二线蓝筹高估……。5000点之后的中国股市,其实已经是全面泡沫。陆续公布的上市公司中报尽管很好看,但业绩增长的幅度较股价增幅要低得多,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股市蓝筹泡沫的严重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结合目前蓝筹品种的狂飚局面,许多蓝筹股的短期估值优势正逐渐丧失。相比过去的题材股泡沫、垃圾股泡沫,蓝筹股泡沫的出现有从“结构性泡沫”逐渐向“全面性泡沫”演变的趋势,并更加值得市场各方的思考。
市场触及70倍市盈率敏感值
如果说6000点是对中国中长期牛市的一种未来预期,但目前如此快节奏,飞跃式的拉升股指,更多的体现出了很多非理性的成分。据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权重股高歌猛进的推动,截至10月11日收盘,沪市总市值为223292亿元,流通市值59881.97亿元,平均市盈率大约70倍,市净率达6.3倍,已经超过2000年66倍的市盈率和6.09倍的市净率水平,而接近2001年市场水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家不妨来看看历史上典型股市泡沫的经验,或许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日本和我国台湾当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日本股市从启动到泡沫顶端前后经历了约四年时间,台湾地区则是三年,两市场在泡沫顶部的市盈率都在60-70倍的水平。
回头看沪深股市,1995年至1997年,也出现过一轮巨幅上涨,上证指数从1996年初的500多点,持续上升到1996年12月的1200点,经过盘整,在1997年前上升到1500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两倍左右。当时,沪市整体市盈率从1995年年底的20倍左右,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50倍左右的水平。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发布一份报告表明,在统计规律下,深成指牛市的正常市盈率中心点是40倍市盈率,20倍至30倍为高速上升期,50倍至60倍则进入过度投机区域。30倍至50倍均为正常波动区间。异常临界点则确定为20倍和60倍。
当然,并不是说股市到了70倍市盈率水平就要泡沫破灭,但这一区域确实是股市出现“异常”的敏感值。
理性投资 谨防高位风险释放
尽管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较快的本币升值和低利率环境等均会大幅度促进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但也往往容易催生市场泡沫。尤其是市盈率的过快上涨与企业盈利增速难以匹配的情况下,会加大市场调整的压力。本次大盘蓝筹的狂飚,似乎有借助港股直通车及股指期货之名过度炒作的嫌疑,当前许多公司股价已有透支的迹象。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并未改变,而在港股直通车消息传出的前二个月,香港H股已上涨了40%多,因此,不排除是港台等外围资金,以及因调控力度加大,从房地产行业流出的内地资金,借各种题材尽情发挥,并利用A-H股的套利进行的投机炒作行为。
事实上,目前股指短期累计涨幅过大,短期市场已无估值优势可言,甚至已逐渐出现了蓝筹泡沫态势,大盘内在的风险在不断聚集。目前的参与者多是做趋势投机,而非价值投资。在大盘进入了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下,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大盘即可能会出现大幅的震荡。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达70倍,接近2001年市场水平
□ 本报记者 张晓峰
“十一”长假以来,股市涨势从“喜人”已经变成了“惊人”:上证综指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股指几乎是一路冲关, 5700、5800、5900点关口全部被轻松突破。截止到本周末,上证综指收于5903.26点,周涨幅超过6%,如今的股市已是高处不胜寒。而在指数不断创新高的同时,大多数个股则是逆市下跌,甚至有不少是创出了阶段性新低。因此,高位之下的投资者并没有喜形于色,相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想:如此“疯狂”的行情到底还能挺多久?
蓝筹股成为股指飙升最大推手
自7月初启动本轮行情以来,蓝筹股始终主导着市场,从金融、地产、钢铁,到煤炭、航空、有色金属,所有主流蓝筹群体轮番领涨,推动股指连续逼空上行,其中沪综指上涨幅度超过了2000点。作为市场的核心品种,主流蓝筹股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不断受到追捧。伴着其股价的连连翻番,反而吸引愈来愈多的投资者在极度的恐慌中盲目追高:中国远洋(55.33,-0.68,-1.21%)最近一个月多涨幅超过了160%;中国铝业(56.00,0.00,0.00%)近8月份一个月内涨幅高达100%;万科同期涨幅也接近70%;建设银行在上市后短短9个交易日里涨幅达到20%;同样是刚回归的中国神华天天达到涨停,四天涨幅超过35%;甚至庞大的工商银行(7.65,-0.14,-1.80%)在最近两个月间涨幅亦高达40%左右,股价已经超过7.5元,宝钢股份(19.35,0.51,2.71%)、中国石化(23.24,1.49,6.85%)等一线蓝筹股价均已攀上20元大关。在二线蓝筹股方面,中国船舶(287.86,-6.31,-2.15%)更是成为沪深股市第一家触及300元的公司,并带动了江南重工(61.64,3.37,5.78%)的持续涨停飙升;中国平安(140.72,-3.41,-2.37%)、贵州茅台(178.81,5.54,3.20%)等多家个股均百元上方运行;特别是以中金黄金(138.08,5.42,4.09%)、山东黄金(185.27,6.65,3.72%)、云南铜业(89.90,-2.30,-2.49%)、锡业股份(91.20,2.30,2.59%)等有色类股群大部分实现了股价翻番。由此,大盘蓝筹股成为最近行情的最大推手。
结构性泡沫有向全面性泡沫演变趋势
在五个月以前,上证综指突破4225点时,泡沫之声铺天盖地,最终,在所谓的“结构性泡沫”概念的作用下,经过“5·30”大跌,最终化解了市场疑惑,市场在调整之后得以继续上行。5000点之争虽然有所反复,但多空之争已经远较4000点时要轻松得多,经过一个三连阴形态的短暂休整,沪指便一路上冲至5500点,其间几无回调。
然而,国庆长假后,上证综指直逼6000点关口时,“泡沫论”的声音又一次响起。4000点时“结构性泡沫”的结论,指的是大盘蓝筹价格比较合理,主要是些垃圾股、题材股股价严重高估。那么,6000点时呢?工商银行5月份时股价在5元~5.5元左右浮动,如今的股价已经过了7元;招商银行(41.91,-0.84,-1.96%)5月份时股价在20元左右,如今的股价已经突破了40元;万科5月份股价18元左右,如今的股价是33元;中信证券(104.35,4.52,4.53%)5月份股价60元左右,如今股价已经挤身100元贵族圈……。难怪有关人士惊呼,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上市公司业绩在短短几个月里能发生这么大的提升,那么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了:如今的核心蓝筹,股价确实是太高估了。核心蓝筹高估、二线蓝筹高估……。5000点之后的中国股市,其实已经是全面泡沫。陆续公布的上市公司中报尽管很好看,但业绩增长的幅度较股价增幅要低得多,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股市蓝筹泡沫的严重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结合目前蓝筹品种的狂飚局面,许多蓝筹股的短期估值优势正逐渐丧失。相比过去的题材股泡沫、垃圾股泡沫,蓝筹股泡沫的出现有从“结构性泡沫”逐渐向“全面性泡沫”演变的趋势,并更加值得市场各方的思考。
市场触及70倍市盈率敏感值
如果说6000点是对中国中长期牛市的一种未来预期,但目前如此快节奏,飞跃式的拉升股指,更多的体现出了很多非理性的成分。据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权重股高歌猛进的推动,截至10月11日收盘,沪市总市值为223292亿元,流通市值59881.97亿元,平均市盈率大约70倍,市净率达6.3倍,已经超过2000年66倍的市盈率和6.09倍的市净率水平,而接近2001年市场水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家不妨来看看历史上典型股市泡沫的经验,或许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日本和我国台湾当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日本股市从启动到泡沫顶端前后经历了约四年时间,台湾地区则是三年,两市场在泡沫顶部的市盈率都在60-70倍的水平。
回头看沪深股市,1995年至1997年,也出现过一轮巨幅上涨,上证指数从1996年初的500多点,持续上升到1996年12月的1200点,经过盘整,在1997年前上升到1500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两倍左右。当时,沪市整体市盈率从1995年年底的20倍左右,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50倍左右的水平。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发布一份报告表明,在统计规律下,深成指牛市的正常市盈率中心点是40倍市盈率,20倍至30倍为高速上升期,50倍至60倍则进入过度投机区域。30倍至50倍均为正常波动区间。异常临界点则确定为20倍和60倍。
当然,并不是说股市到了70倍市盈率水平就要泡沫破灭,但这一区域确实是股市出现“异常”的敏感值。
理性投资 谨防高位风险释放
尽管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较快的本币升值和低利率环境等均会大幅度促进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但也往往容易催生市场泡沫。尤其是市盈率的过快上涨与企业盈利增速难以匹配的情况下,会加大市场调整的压力。本次大盘蓝筹的狂飚,似乎有借助港股直通车及股指期货之名过度炒作的嫌疑,当前许多公司股价已有透支的迹象。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并未改变,而在港股直通车消息传出的前二个月,香港H股已上涨了40%多,因此,不排除是港台等外围资金,以及因调控力度加大,从房地产行业流出的内地资金,借各种题材尽情发挥,并利用A-H股的套利进行的投机炒作行为。
事实上,目前股指短期累计涨幅过大,短期市场已无估值优势可言,甚至已逐渐出现了蓝筹泡沫态势,大盘内在的风险在不断聚集。目前的参与者多是做趋势投机,而非价值投资。在大盘进入了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下,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大盘即可能会出现大幅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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